数学、物理学、化学的内容(不考虑它们产生的历史)是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但社会学、心理学、医学就很难说完全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虽然中国古代不乏理论思维，但中国本无哲学这一学科，所谓中国哲学史也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整理中国传统学术的结果。这种困难再次使我们反思：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合法性何在？三、合法性危机问题的克服面对着作为西方文化全球化的错误性文化后果，我们是否还有选择？我们又当如何选择？生存还是毁灭？面临这样一种选择的，只能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以及未来继续寻求这个学科庇护的学术研究和丰富成果。
我们知道，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而言，东方哲学这一概念乃是西方文化全球化的产物，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遇的一个后果，甚至可能是一个错误性的后果。首先，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名称。进入专题： 中国哲学 。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已没有能力用我们自己的本土哲学进行现代性的思考——当诺贝尔文学奖数次颁发给那些用本民族的语言述说本民族的历史而获得成功的作家时，我们却发现我们的哲学家或哲学史家已丧失了用带有本民族语言特点的方式来述说或吟唱本民族的哲学史诗的能力。相对于以往的身土不二——以本土思维来理解和诠释本土思维，已转换为华人洋魂——以西化思维来理解和诠释本土思维。
二、合法性危机问题的根源这种危机局面的产生，是可以依着学科史的线索追寻其文化史根源的。相对于胡适，冯、牟二人的范式对以后的中国哲学研究影响更大，成为中国哲学学科的主流。那么,哲学有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呢?这要看如何定义和理解什么是哲学。
【注释】[1]受篇幅限制,不在此详细介绍三组观点的代表人物和具体观点。同时,他们是否愿意按照儒学的仁义礼智来做人行事,是否愿意接受别人按照儒学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他们的人生和言行,恐怕也是大问题。第二种定向是现实的、创作的、应用的、甚至未来的取向,重在创作和构建新的理论,而不是诠释旧有的理论,假借旧有理论阐发新意的做法在这种定向上可以得到宽容或肯定。这种定向主要反映了唐先生关于客观性的论述,也包括了上述第一组的意见,在这种定向上,创造性和独特才能主要体现在真相的开掘和分析。
不过笔者怀疑,一个现代学者如果要针对现实问题创建新理论,构造新哲学,是否仍旧有必要假借诠释古代经典的方式来进行,是否可以根据现实课题广泛地采集相关资源以构建新说,何必一定要将自己的新思想塞入一个古代经典的框架中呢?显然,在第二种方向上,个人的创造性和才华表现在新思想之理论水准和现实意义,而不在于是否忠于某一种文献的解读。两种功能方向、作用、方法和标准也应该随之而不同。
中国哲学生命导师的功能主要来自于其民族文化的身份,但并非与学术研究毫无关系。在这方面中国哲学似乎又与西方地方教会机构的功能有所对应,其普及著作则与西方所谓self-help(精神自助)以及心灵鸡汤(Chiken Soup for the Soul)之作用类似。中国哲学正是对人生、社会、道德、政治方面的根本问题的反思,这样的哲学就很难说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那么谁应该来身体力行儒、释、道之价值方向并扮演生命导师之角色的问题就十分突出了。
在这方面,所谓中国哲学与其他民族的宗教和神学有某种模糊的对应关系。但短时间内,我们看不到中国哲学的民族文化和生命导师的角色和功能会有强大的实践力量和行为载体。随着意识形态的弱化,也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上的发展,新一代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渐渐增加了对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学的价值认同,这就强化了中国哲学之民族文化以及民族精神之象征的身份,关于建立中国哲学与文化之主体性的口号就是要求强化这一身份的反映。如果我们取当代现代英美哲学的立场,以逻辑学为哲学之核心,以语言、概念、命题的分析为哲学的主要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那么,这样的哲学接近于数学,可以说很少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在西方,基督教作为他们的民族文化和传统资源虽然在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逐渐消弱,但是教会、教堂、信众、神学院都是实体,在普通大学中也有从学术角度研究基督教的科系和人员。显然,中国哲学的民族文化的身份也不是本质主义的,而是笼罩性的,有着丰富的可能性与动态发展的趋向。
究竟什么是中国哲学?对此问题的回答可谓人言人殊。总起来看,大概不会有人否认中国哲学所研究的儒、释、道具有民族文化和生命导师的身份与功能,但是这种身份与功能如何实现是有待于社会各界关注和讨论的。
所以,不同观点乍看起来分歧严重,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各有其特定的根据和角度。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互为资源、平等交流的时代似乎还是比较遥远的。而在东亚,儒、释、道,特别是儒学和道家思想已经失去了实际的行为载体。笔者以为,众多观点可以概括为中国哲学的两种身份,一种身份是一门现代学科,另一种身份是代表中华传统的民族文化。中国性可以包含传统,包括经学、子学或义理之学,包括中国古代社会传统,以及现代中国社会的特点与现实。但是,民族文化这一身份还同时扮演着另一种角色,即生命导师的角色。
2·中国哲学即义理之学。在这个方向上,客观性是基本的要求,但这不意味着只是训诂学和文献学的工作,而是在文献与训诂的基础上探求古代典籍和思想可能的本来面目,探讨古代思想的理论意义以及社会意义,要排除和防止任意的不负责任的所谓新诠释。
以儒、释、道传统为核心的中国哲学不仅是民族文化的整体象征,同时还是普通的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营养,是获得生命力量和方向的精神源泉。6·中国哲学是一门现代学科。
进入专题： 中国哲学 。但是到了现代社会,传统的民族文化的载体消亡殆尽。
在这一方面,它不是普通的现代学科,或不仅仅意味着一门普通的现代学科,其内容与西方学科分类体系难以完全对应。曾经有一个时期,在中国大陆,每个研究中国哲学的人都应该采取对儒、释、道进行客观的研究和无情的批判的态度。[5]叶嘉莹及很多人讲过在人生困境中,在监狱中靠《论语》的精神智慧帮助自己度过灾难。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使笔者认识到所谓中国哲学也还有另外一种角色,即世界文化资源的角色,杜维明和安乐哲(Roger Ames)的工作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代表,他们的研究是将中国古代的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当作对世界,特别是对西方世界有益的精神资源,一边研究,一边向西方世界推广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和独特意义。
显然,中国哲学作为现代学术的身份不是单一的或同质的,而是有丰富的内容和多种发展可能性的,本文在这里所描述的只是一个粗略的框架。1·中国哲学即经学和子学。
所以,很多人虽非研究中国哲学的专家学者,但是他们却需要儒学、佛学或道家为他们提供精神生活的指南和力量。当然我们看到现在出现了少年读经班,出现了国学热,出现了国学院、国学班,出现了孔子学院,出现了百家讲坛,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显而易见,在现代中国,与中国哲学四个字有关的专业工作者绝大部分在这个身份和职业下工作、谋生,追求、创造。以上三组观点虽未能穷尽学界的所有观点,但大致说来,代表了多种已有的和可能有的观点[1]。
就中国哲学的两重身份和四种角色来说,最庞大和最有实力的是其现代学术的身份和一种学科领域的角色。在传统社会,从上到下,都以儒学为思想资源和价值标准,辅以佛教和道家及道教思想。普通人也需要涉猎儒、释、道之学说和教义。这也正是唐君毅等人当年慨叹中国文化花果飘零的深层原因吧。
数学、物理学、化学的内容(不考虑它们产生的历史)是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但社会学、心理学、医学就很难说完全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第二组大致有三种说法,都是强调中国哲学的哲学性和现代性。
同理,道家教授和佛教教授有争名夺利之心或世俗恩怨之惑也就不足为奇,因为传授道家和佛家理论不等于要按道家或佛教思想为人行事。笔者不想简单地宣示自己的见解,因为这种个人的宣称和断定没有学术讨论的内容和价值,也不是研究和讨论的态度。
但是唐先生也看到了在现代学术这个新方向中的某种内在紧张,所以他一方面再三强调新方向是客观地了解,是以学者而不是哲人或圣哲的身份从事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他又提到吾人今日亦有沿用旧名,注以新义,以成就哲学思想之发展之自由 [4]。中国哲学的现代学科的身份与民族文化的身份既有截然不同的角色和功能,以及由此而来的方法、方向以及作用主体的不同,又有着难以割裂的血缘上的联系,因为双方都主要来自于历史上的儒学、佛教,以及道家和道教的经典、思想、学说和传统。